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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小张
专注于个人成长、职业发展和生活质量的提升，通过系统性学习和实践实现自我价值。
小
小杜
金
金琳
金琳：我从检察官转行做律师后，视角发生了转变。以前以指控犯罪为核心，现在以辩护为核心。以前在体制内，遵纪守法是常态；现在发现，争取权利需要更多努力。在体制内，看守所会优先保障检察官会见；但作为律师，会遇到各种无理刁难。公务员收入稳定，但律师收入与努力不成正比，甚至会被歪曲理解。2018年国家机构改革，反贪职能从检察院转移到国家监委，是促使我离开检察院的原因之一。监察法实施后，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力度减弱，与监委之间存在壁垒。监委的监察措施缺乏监督，司法机关在职务犯罪案件中呈现出办案能力减弱的现象。作为律师，我发现监察法实施后，律师辩护空间变小。在留置阶段，律师无法介入，只能在移送检察院后介入。我会在留置阶段与家属联系，分析形势，提供建议，例如是否退赃。在配合监委调查时，我会告知家属应注意的事项和享有的权利。我代理过一个行贿案，家属咨询时，当事人已被留置两个半月，监委突然让退赃。我建议家属先确认退赃后能否释放，再做决定。在职务犯罪案件中，经常出现行贿人被要求退还行贿款和违法所得的情况，甚至会超出公司账面资金。我代理过一个副厅级干部案件，涉及受贿、滥用职权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三个罪名，最终认罪认罚，被判11年。职务犯罪嫌疑人常以社会关系为由解释其行为，例如用朋友送的二手车，但实际价值与认定价值存在差异。公车改革后，一些官员因没有车用而接受朋友赠车，也可能被认定为受贿。我会研究通报、新闻等信息，寻找案件线索，研判案件走向。媒体监督威力巨大，但也会造成误伤，出现“背锅”现象。职务犯罪案件中，喊冤的人越来越多，因为很多人觉得自己是被“背锅”的。我代理过一个派出所副所长的案件，他因最高检巡回检查中发现的线索被定罪，但实际上幕后保护伞另有其人。寻衅滋事枉法罪通常由检察机关调查，但监委也可以调查。我同情那些被“背锅”的司法人员，因为他们曾经也站在同样的位置上。法院判决结果有时与被告人羁押期限相近，这是一种“十方十效”现象。我遇到过一些受贿手段非常隐蔽的案件，例如用茶叶收受贿赂，难以取证。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即使被告人死亡，也会进行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近亲属可以申请参加诉讼。‘为实际取得’是指受贿金额中实际获得的部分，未实际取得的部分属于未遂。存钱式受贿案件容易造成冤案，因为主要依靠口供。高额罚金的警示意味大于实际执行能力。官员上电视忏悔，通常是在认罪悔罪并达成认罪认罚协议后。会见职务犯罪嫌疑人会受到很多限制。我接触过一个案件，一把手直接把钱扔在当事人桌子上，最后这笔钱被认定为受贿金额。监察法增加了除留置以外的强制措施，但缺乏对这些措施的监督机制，容易导致冤假错案。监察法虽然增加了保障人权的条款，但在实际执行中如何落实仍需关注。监委自行处置赃款，司法机关一般不会介入。贪污受贿案件的量刑，受罪名和数额的影响，数额特别巨大情况下，量刑档差距不大。
小张：今年的反腐力度空前强大，查处的数量创历史新高，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数量与暴力犯罪案件数量已经非常接近。职务犯罪案件中存在普遍的“背锅”现象，很多人会因为各种原因被误伤。在留置阶段，律师一般不能介入，只有移送检察院后才能介入。媒体监督威力巨大，但也会造成误伤，出现“背锅”现象。
小杜：本期节目将与金琳律师一起探讨为“贪官”辩护的体验，并从律师视角聊聊当前的反腐败问题和职务犯罪情况。职务犯罪是一个统称，包含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等六大类共101个罪名。很多律师认为，监察法实施后，纪委监委的影响会持续到审判阶段，律师辩护的空间很小。
Deep Dive
金琳从检察官转型为刑辩律师的经历揭示了职业角色的变化和法律体系内部的复杂性。
- 金琳在检察系统工作十年后转行做律师。
- 从检察官到律师的角色转变带来了新的视角变化。
- 离职的原因之一是反贪职能从检察院移到国家监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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