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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Jam
Jam: 我从金融行业转型开书店，源于对文化产业的商业逻辑创新和情怀。我从19年开始筹备，20年正式开业，目前在上海只有一家店，未来计划拓展至日本，特别是东京。选择东京是因为其作为东亚文化高地，且线下消费习惯良好，对电商依赖度低，实体经济发达，服务周到，这与国内的现状形成鲜明对比。日本图书定价体系相对规范，对线下书店更友好，生存压力小于国内。虽然日本也面临年轻人远离活字的现象，但实体书店仍有其独特的价值，例如纸质书的质感和收藏价值。
我观察到日本大型连锁书店规模大，能靠卖书生存，与国内书店生存压力不同。日本商业类小说和娱乐性强的书籍销量很大，这与中国市场有所不同。日本图书消费市场比中国成熟，积累时间长，种类丰富。我常去的三省堂和纪伊国屋书店，规模大，能提供丰富的选择和偶遇感。
茑屋书店在代官山店的成功，与其与社区文化的融合度高有关，它成功兼顾了游客和本地居民。其建筑设计、空间开放性以及周边社区氛围和谐，都促成了它的成功。国内茑屋书店难以复制其成功，是因为其在国内通常位于商场内，IP价值不如商场IP。茑屋书店在中国的运营模式是轻资产的IP输出，主要运营由中国房地产集团负责。茑屋书店店员的服务水平高，更像生活方式提案者，这在中国难以复制。
日本“选书师”职业能够存在，是因为消费者会为此买单，形成良性循环，这与中国知识博主形成马太效应不同。日本“本屋大赏”促进书店、出版社和影视公司之间的良性互动。中国和日本实体书店面临的挑战和应对方式不同。我关注日本书店的分类方式，独立书店则更关注其重点陈列的书籍。我印象深刻的东京独立书店包括新宿御苑附近一家左翼色彩浓厚的书店和下北泽的B&B BOOKS。下北泽的B&B BOOKS高频举办活动，其营销和内容策划能力很强。
我对东京年轻人的印象与传统印象中的日本人有很大不同，他们思维活跃，英语水平高。我认为上海年轻人和东京年轻人的思维方式有很多共通之处，这给了我信心。东京不同社区各有特色，新宿国际化，涩谷年轻化，下北泽亚文化气息浓厚。东京不同社区距离很近，风格却差异很大，这与上海不同。国内一些城市商业地产模式同质化严重，缺乏社区感。年轻人越来越不爱去同质化的“盒子商业”，更喜欢有体验感的“飞镖商业”。年轻人需要情绪价值，好的带货主播能提供这种体验。日本的服务业非常发达，服务员的服务态度和水平很高。日本优质的服务能提升消费者的满意度和消费意愿，形成良性循环，提升销售额。
我计划在东京开书店，但不再急于求成，而是更注重学习和感受。书店能提供舒适的氛围，但其商业价值有待探索。我在思考如何在维护书店良好氛围的同时，找到一些能促进消费的理由。我计划在东京开一家新的书店，规模不会很大，但会保持独立气质。我去了日本其他地方，发现与东京的差距很大，资源过度集中在东京。日本资源过度集中在东京，导致其他地方发展相对落后。日本农协垄断蔬菜水果市场，导致价格高，这是个复杂的问题。日本地方振兴是政治正确，与中国的情况不同。大都市更容易出现亚文化空间，这吸引年轻人前往。在东京的独立书店里，我能看到LGBT人群的刊物，这体现了大都市的包容性。在上海，人们对你的生活干涉较少，这与其他地方不同。我在东京生活也遇到一些不方便之处，例如日本人做事死板，银行效率低。日本人做事认真守规矩，这有利于在日本做生意。中国企业出海日本，更像是一种文化情怀的追求。在日本取得成功，对在中国国内的口碑和案例建设有益。东京对咖啡业态更友好，这代表了一种商业思维。
樊宇如: 作为节目的主持人，我与Jam的对话围绕着其在东京开书店的计划展开，并探讨了日本与中国商业环境的差异。我们讨论了日本线下消费习惯、电商发展、实体经济、图书定价体系、以及不同社区的文化氛围等话题。我分享了对日本书店，特别是茑屋书店的观察和感受，并与Jam就日本不同区域的差异、年轻人对实体书店的看法、以及中日两国商业模式的异同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我也表达了对Jam在东京开书店计划的支持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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